精彩段落
我与肖恩的初遇并不太美好，也不足以令人坠入爱河，直到许多年后，我也依旧在想，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谁也不知道。
那是1986年，美国纽约的冬天，繁华忙碌的华尔街上，我是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捏着咖啡纸杯行色匆匆的人潮中的一员。
林立的高楼，狭窄的街道，如织的行人，嘈杂的交谈与电话铃声充斥着每座大厦，这里是金钱与欲望的熔炉，每分每秒都在诞生着新的富豪与乞丐，我站在人群中，忽然感到一种宿命的归属感。
肖恩就是在这个时候撞进了我的怀里。
很显然，他正在被什么人追赶，一边飞奔一边回头张望，开衩到腿根的单薄旗袍紧紧裹着他消瘦的身躯，随着风扬起的艳红裙摆让他像一朵绽开的玫瑰。
玫瑰跌进了我的怀抱，带着廉价的暗香。
我们同时惊呼出声。他抬起脸看向我，那是一张属于东方人的脸孔，青涩的面容上带着俗艳的残妆，狭长的眼尾微红，漆黑湿润的瞳仁让我联想到受惊的母鹿。
“抱歉，先生！”
他短促地向我道歉，用带着口音的蹩脚英语，来不及等我回答，便惊惶地从我怀里跳了出来，飞快地跑向下一个转角。
我下意识地扭头看他，他也在回头看我，隔着人流，他朝我露出一个模糊的恳求似的表情，然后消失在了右侧街角。
我愕然愣在原地，很快，追他的人出现了。大腹便便的联邦警察追丢了目标，正气喘吁吁地四处张望，而后他发现了我。
“这位先生，请问你是否看见过一个穿着旗袍的亚裔男孩？身高大约5.5英尺，黑色头发……”警察重复了一遍，“先生？”
我如梦初醒，下意识地点头回答：“是的，他刚才撞到了我。”
这并不是浪漫的邂逅，手中滚烫的咖啡因为这意外的冲撞而洒了我一身，大面积的污渍浸染了布料，崭新的西服与衬衫就此报废。这是我用最后的积蓄购置的行头，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别的体面的衣服可供替换。
我理应无比愤怒，希望抓住那个家伙并让他付出代价，可是当警察继续问我，那个男孩往哪个方向跑了的时候，我却莫名地犹豫了片刻。
“那边。”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鬼使神差地指向了左侧。
警察向我道谢，重新拔腿追了上去。
冷风吹过我的面颊，吹散了那一缕似有若无的幽香，我终于清醒了过来，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半小时后就是纳斯达克的面试，而我完蛋了。
不是暗娼就是非法移民，或者两者都是。
我对肖恩的第一印象十分准确。
因为当我又一次见到他时，他正陪着他的Sugar daddy来餐厅用餐。
他穿着红色的高跟鞋，桃色的旗袍勾勒出他纤细匀称的身段，像燕子的羽毛一样黑亮的发丝挽在耳后，立领挡住了他微凸的喉结，天鹅一样的颈项柔顺地低垂着，显出一种混淆了性别的美，以及美国人喜欢的神秘东方韵味。
衣着单薄的男孩依偎在老白男身边，面腮白得如同外面飘着的雪花，搽了口红的嘴唇嘟起，像是蛋糕上点缀的樱桃。
两人不知在说些什么，时不时发出快活的笑声，我整了整领结，走到他们的桌前。
肖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有一瞬间的讶异，我朝他颔首，露出职业化的微笑，略微躬身，递出菜单：“两位先生，请点单。”
年轻的男孩并不擅长掩饰情绪，他的Sugar daddy发现了他的走神：“甜心，你怎么了？你认识他？”
肖恩摇了摇头，谄媚地笑着解释道：“不，我只是看到华人，觉得很亲切。”
满脸褶子的白人男性傲慢地瞥着我，腔调尖刻：“噢，只可惜是个杂种。”
这样侮辱性的称呼我早已经习惯，仍然保持着礼貌的态度为他们继续服务，直到点完单转过身，我脸上的笑容才瞬间消退。
他说的没错，我是个杂种。
我身上流着一半来自大洋彼岸的血液，与肖恩同源。我的母亲坐货轮从香港偷渡到纽约，来美利坚寻找我的父亲，那个据说是个有钱人的负心汉。
其实她在轮船启航后的第二天就后悔了，但她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
黑压压的偷渡客如同一窝窝老鼠，拥挤着在逼仄的货舱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阴暗的角落里做着香甜的美国梦。
她难以入眠，不停地呕吐，因为她怀孕了。
我比肖恩幸运的一点在于，我出生在纽约，按照出生地主义的原则，我生来就拥有美国国籍，哪怕我的母亲是个做皮肉生意的非法移民。
显而易见，我的母亲没有找到我的父亲。一个身无长技，但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异国女人，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并不算困难，出卖身体成为流行的趋势，她也没有例外。
东方血统是她最大的卖点，每当夜幕降临，迷乱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她就会穿上艳色的旗袍，婀娜地走在下东区的街道上，乜斜着狭长的眼睛，打量每一个经过的男人。只需要一点美金，就可以和她共度良宵。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她了，是那个男孩的打扮勾起了我的回忆。
下班后，我在更衣室脱掉服务生的制服，整齐地把它们叠好，又不禁想起另一套昂贵的正装，以及我失败的面试。
灰色西服与白色衬衫上洗不掉的咖啡渍，就如同烙印在骨血里的卑微与贫穷。
自我从商学院肄业，已经三个月交不出房租，值钱的东西都抵押给了房东，我拎着手提行李箱被扫地出门，不得不先找一份糊口的短工。
这间餐厅服务生的待遇不错，比起其他工作来说还算体面，提供免费的制服，一顿免费的工作餐和一杯免费的咖啡。
虽然没有住宿，但薪水和小费可观，我大概还需要三个月去重新攒一套西服、贿赂人事买一个面试的机会，再重回华尔街。
收拾好一切，我走出餐厅的后门，忽然瞥见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
旗袍外裹着劣质的假貂皮大衣的男孩冷得直打哆嗦，踩着尖锐的高跟在积了雪的地面上反复跺脚，搓着手取暖。
他看到我出来，立即停下了那些小动作，雪白的皮肤上浮满了鸡皮疙瘩。
他用那双晶亮的眼睛望着我：“那天，谢谢你……”
然后又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隔得很近，四周静悄悄的，雪还在下，我能很清楚地看见他浓长的睫毛上结着的霜。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收回眼神，拉紧衣领，走进风雪里。
他追上来向我道歉，声线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低沉中带着柔软，语调是典型的华人口音：“对不起，我没有绿卡，不能被警察抓住。你的衣服多少钱？我可以赔给你。”
“我真的很抱歉——啊！”他跑得太急，不小心崴到了脚踝，差一点就要跌倒，我眼疾手快地回身扶住了他。
“谢谢你，先生。”他抬起脸，狭长的眼睛弯起，向我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你有住的地方吗？在哪里？”我突然问。
他眨着眼睛看我，意图探寻我话中的深意，最后，他点了点头：“布鲁克林，先生。”
“走吧。”
我松开手，示意他带路，他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看着他的背影，没忍住把身上的旧外套脱下来，丢给了他。
他惊讶地抓住外套，动作迟钝地披上了它，随后对我说：“谢谢你，先生。”
我猜这句话是他说得最好的英文，没有之一。
在跟着他回去的路上，我得知了他的名字。
他叫做肖恩，今年刚满十八岁，半年前从中国上海来到纽约。
我听说过那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不过我从未到过法国巴黎，所以也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光景。
肖恩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美国人，我出生在纽约。”
我从他眼里看出隐约的艳羡，可其实我知道，我和他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分别。
肖恩的居所与曼哈顿只有一桥之隔，是典型的贫民区建筑，隐藏在陋巷里的小房间四面墙壁上糊着过时的报纸，天花板泛黄漏水，材质毫无隔音效果，醉鬼扰人的吵嚷和妓-女夸张的叫-床声不绝于耳。
但好歹有一张床，关上门就可以阻隔外界的寒冷，作为暂时的落脚地，我已经知足。
我踏进那间拥挤的房间，自然地走到床边坐下，解开衣服的纽扣，不着痕迹地审视起周遭的环境。
肖恩把屋子收拾得很整齐，床对面还摆着一张掉漆的小书桌，桌上有几本英文教材书，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融入这个城市。
狭窄的浴室里传出哗哗的水声，一直响了约莫二十分钟才停下。
但我竟骤然感到呼吸不畅，身上发热。
“怎么不穿衣服？”我说着，别开眼睛，咳嗽了一声，知道他是误会了我的来意，解释道：“我想在你这里借住一段时间，明天我会把行李带过来，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些书——我不会住很久，大概两个月。”
肖恩听见我这么说，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看着他手忙脚乱地套上洗得发皱的睡衣，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我哧地笑了出来。
我就这样搬进了肖恩的家里，如果那可以称之为家的话。这样做为我节省了一份房租，也不至于太为难这个想要补偿我的年轻男孩。
我按时上下班，肖恩照旧游走在纽约的夜色中，穿着旗袍与高跟鞋、化着拙劣的妆，将那具未发育完全的男孩的身体利用到极致。
通常我回来时他已经离开，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回来，那代表着他赚到了渡夜资，能够继续支付房租、偿还高利贷。
有时他会在午夜前回来，我还在台灯下读《华尔街日报》，他便带着一身烟酒的味道溜进浴室洗澡。
我们分别睡在单人床的两头，肖恩大概偷偷翻过我的专业书与报纸，对那些一夜暴富的股市传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去买来试试？”
“实际上，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股票到底会涨还是跌。”我闭着眼睛，实话实说，“这是一场赌博，而作为一个股票经纪人，我只需要让股民把钱放到赌桌上，我就赢了。”
肖恩似懂非懂，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似的呢喃：“赌博确实不是个好习惯，它会要了你的命……”
然后他安静下来，似乎睡着了。
男孩的体温隔着薄薄的一层睡衣透过来，在冬夜中如同一个火炉，吸引着我想要靠过去，但是我没有。
邻居们依然孜孜不倦地制造着噪音，那些声响提醒着我，我正躺在靠近曼哈顿下东区的贫民窟里，身边围绕着贫穷、粗野、龌龊和所有丑陋泥泞的具象。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并且永远不会再回来。
如果没有那一次意外的话。
那天晚上，我像之前的每一个晚上一样，在对我来说转身都很困难的浴室里洗完澡，擦干头发，然后坐在小书桌前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报纸，用铅笔记下最新的行情。
直到破败的房门被人暴力地哐哐砸响，我才停下笔，不耐烦地走过去将那扇快要被人敲下来的门打开。
门外是两个身材比我还要高大的黑人，还有肖恩。
他就像一袋破布包裹的垃圾，被两个壮汉拎着丢进我怀里，我闻到令人作呕的膻腥与铁锈味，被弄坏了的东方娃娃就在我臂弯中奄奄一息。
我当然看得出他遭遇了什么，他白皙的皮肤上伤痕累累，旗袍被撕得乱七八糟，只有一只脚上还挂着高跟鞋，另一只赤裸的足踝不自然地扭曲肿起。
男孩像濒死的小兽一样嗬嗬地喘着气，生命力在一点点离他而去，我触到他的下-身，摸到一手粘稠的鲜血。
肖恩费力地抬起眼皮，狭长的眼睛里燃着快要熄灭的光，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而我看着他，在那一刻竟然感到了一种窒息的美。
人类就是这样残忍的物种，越是纯粹的事物，他们越是想要将之玷污，而后从这种玷污中生出扭曲的快感。
没来由的愤怒同时在我胸腔中酝酿，我不知道我是在以怎样的立场厉声指责肖恩：“你疯了？付你多少钱能把你玩成这样？你还要不要命了？钱有那么重要吗！”
最后那句话脱口而出后，我忽然沉默了。
肖恩闭上眼睛，泪水糊住了他颤抖的睫毛。
因为钱确实有那么重要。
与金钱相比，尊严不值一提。
我知道我不应该对他富有多余的同情心，可是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我应该称之为母亲的女人，她就是这样死在贫民窟的暗娼馆里，直到快要腐烂发臭，我才收到她的“同事”的通知。
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边唾弃自己的滥好心，一边抱着肖恩冲出了房间。
他没有身份，我不能带他去医院，只能去地下诊所，那种昂贵且不正规的地方。
肖恩已经陷入昏迷，我不知道他的钱藏在哪里，但我确信他身上没有，我只好拿出了自己存下的薪水，全数交给了那看起来非常不值得信任的医生。
做完这一切，肖恩被推进藏在公寓后的手术室里，我坐在门外的楼梯上，看着自己满手干涸的血迹出神。
我想，我真是疯了。
肖恩差一点就死了，我救了他，便不得不对他负责到底。
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只能吃流质的食物，像是一尊精贵的瓷器，落在肮脏的泥淖里。也许是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碎掉，我向餐厅请假来照顾他，最后由于缺勤太多而被解雇。
在我失去工作的那天，肖恩的身体开始好转。
他捧着我从唐人街买来的用塑料碗盛着的白粥，小口地吞咽，低声向我道谢：“谢谢，谢谢你……先生。”
光是道谢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提起，关于他该如何偿还这份恩情。
我搬离这里的日子无限延期。
当肖恩逐渐痊愈，我重新寻找工作，同时得知了一个噩耗，之前和我谈好价钱的人事经理突然离职，我还得重新找寻找门路，只为谋求一个低级职员的面试机会。
四处碰壁使我郁闷而痛苦，我在一天深夜用廉价的劣质啤酒将自己灌得烂醉，然后因为付不起酒钱，被酒保们揍了一顿，扔出酒吧。
我已经感觉不到痛，木然地从地上爬起来，踉跄着走回肖恩的屋子。
男孩穿着睡衣来给我开门。
他的旗袍全都洗过一遍，晾晒在唯一能照进光的窗户前，像是一道帘，只是没有看见我第一次遇见他时那件，艳红的、玫瑰花瓣一样的裙子。
大概它也已经因为那杯咖啡而报废，就像我的未来。
我将浑浊的目光从窗边挪回肖恩身上，他担忧地望着我，扶着我的手臂细瘦而脆弱，我忽然一把捉住了他。
肖恩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随后是心甘情愿的顺从，仿佛期待已久，他攀上我的肩膀，将没有搽口红的、淡色的唇印在我的唇上。
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他在我身下绽放，像一朵开败的玫瑰，颓靡又美丽。
结束之后，我在一片狼藉中紧紧抱着赤裸的肖恩，如同抱着世间唯一的真实，胡乱地向他倾吐自己的遭遇。
我的母亲背弃故土来到这里，渴望找到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飞上枝头变凤凰。
她失败了，她死于贫穷和疾病，而我不想像她一样。
我疯狂地想要出人头地、想要飞黄腾达，蓬勃的欲望和野心充斥着我的整颗心脏，让它不知疲惫地剧烈鼓动，沸腾的热血像是随时要喷薄而出——可是现实泼灭了它。
我是非法移民的儿子、是妓-女生的、是杂种，我的母亲出卖身体供养我长大，这一切的一切，都刻在我的骨髓里，成为我被歧视和鄙薄的根源。
我不甘心，可我毫无办法。
那个晚上无比混乱，我不记得我对肖恩说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他回应了什么。
我只记得那一天之后，肖恩重新穿上了他的旗袍，搽着散发出浓郁香精味的口红，将自己打扮得俗气而漂亮，在每晚夜幕降临后走上街头。
我在华尔街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来自于肖恩的帮助。
准确来说，是来自于他的恩客的帮助。
1980年代的美国金融界，充斥着性和可-卡-因，一个漂亮的男-妓或许比一个菜鸟股票经纪人更容易接触到大人物。
我还在报纸上翻找着招聘信息，肖恩拎着崭新的购物纸袋，像一只雀跃的鸟儿扑进狭窄的出租屋里，他对我说：“先生，今晚在上东区有一个派对，我拿到了邀请函，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我看到了邀请函上主人的名字，顿时眼前一亮，肖恩把印着醒目LOGO的纸袋递给我，里面装着的正是一套我需要的高级西装。
而他也给自己买了一件新的旗袍，黑色的天鹅绒质地，紧身，高开衩，衬着他洁白如雪的皮肤，美得惊心动魄。
晚上，我跟着肖恩来到那幢海景别墅，就像是走进了一个纸醉金迷的梦境：排成长队的豪车陆续停泊，富有的资本家和华尔街精英们与成群的脱衣舞女郎、内衣模特在香槟和毒-品中厮混。
肖恩是少见的华裔美人，众人起哄着要他表演唱中文歌，他唱了一首大家都听不懂的歌，不像是我听过的中文，声调柔软，甚至称得上媚。
而我无暇分心去关注这些，因为我在大笑的人群中找到了我渴望见到的大老板。他在几个半裸的女人的簇拥中嗑得飘飘欲仙，而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太感谢你了，肖恩，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几天后，我兴奋地抱着肖恩在屋子里转圈，告诉他我被聘用的好消息，他由衷地为我高兴，笑得眼睛眯起：“恭喜你，先生，你一定会成功的。”
“是的，我会。”
我坐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办公室，虽然还只是一个低级职员，每天都要打几百通电话向客户兜售股票，但我已经在一桩桩交易中窥见了自己光明的未来。
拿到第一笔佣金时，我请肖恩吃饭。是他挑的地方，在唐人街不起眼的角落里，菜的口味偏甜，我并不是很喜欢，但肖恩吃得很开心。
他难得穿一次男装，已经是春天了，他穿着皱巴巴的旧衬衫，长到及肩的黑发用橡皮筋扎在脑后，露出一张素净的脸。
我看着肖恩轻松地用筷子夹菜，也尝试着拿起那两根小木棍，但我比他笨拙太多了，他望着我发出咯咯的笑：“先生，你应该这样拿。”
他给我做起了示范，我又试了几次，都不太成功，终于放弃了挣扎，换成了叉子。
后来我们又喝了一些酒，两个人都有些醉醺醺的。我醉得更厉害一些，肖恩艰难地扶着我走出中餐馆，我抬起头望向上方，摩天大楼闪烁着霓虹照亮了灰暗的天幕。
“迟早有一天，我会坐在那栋楼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里，整个华尔街都会知道我的名字。”我指着那幢最高的建筑，借着醉意说出了自己的野心。
然后我低头问：“肖恩，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还在努力地支撑着我身体的重量，想了很久，才轻轻地说：“活着，能够平安地活着就好。”
“你这算是什么梦想？拜托，这里是纽约！”我几乎想要发笑，“世界的中心，财富的天堂！”
“你喝醉了，先生。”肖恩摇头笑了笑，看我的眼神近乎温柔。
没过多久，我找到了一处更靠近中城区的公寓，准备搬走。我的东西并不多，一只手提行李箱就足够装完，肖恩默默地看着我装好行李，眼神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哀伤。
“嘿，你还在等什么？不收拾行李吗？”我扣上箱子，不解地看着他，他也不解地看着我，当他反应过来之后，漆黑的眼睛里霎时充满了惊喜的光芒。
“或者说这里的一切你都想要丢掉，那样也可以。”我朝他笑，“我们会过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很难定义那段时间里我和肖恩之间的关系。
我没有迷失在性和可-卡-因中间，只是努力地埋头工作赚钱，不遗余力地汲取着一切能够汲取的知识和资源；而肖恩则收起了他那些艳丽的旗袍，在我的公寓里为我收拾家务、洗衣做饭。
我们偶尔会做-爱，每天早上，当他拴着围裙为我煎鸡蛋、切面包的时候，我几乎有一种自己已经结婚的错觉。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一天天变好。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1987年10月19日，后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一天。
全球股市在道琼斯指数的带头暴跌下全面下泻，大面积的恐慌在金融市场中飞快地扩散开来，股民纷纷仓皇地逃离市场，破产的资本家从高楼坠下、尸骨无存，无数公司在这场股灾中倒闭，其中就包括我供职的那一家。
我还没有来得及上到天堂，就重新被打回了地狱里。
我再一次失去了工作，天知道我才刚刚升职！没有人再招股票经纪人，几个月后，我与肖恩搬出了我已无法再负担房租的公寓。
祸不单行，肖恩撞上了移民局的检查，不得不再一次东躲西藏，我们就像过街的老鼠，灰溜溜地回到了贫民窟里。
19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影响甚广，整整三年时间，我都在不停地更换工作，辗转在一家又一家陆续倒闭的小公司间赚取着微薄的薪水。
我的辛苦全被肖恩看在眼里，他会在家里变着花样给我做来自他家乡的美食，用最简单廉价的食材，变魔法一样烹饪出奇妙的味道。
他曾经想要开一家中餐馆，我许诺等我当上经理就在唐人街给他租一间店铺，可是如今这些都成了泡影，再妥帖的照顾都比不上金钱来得有用。
只要人活着，就需要钱。
终于有一天，肖恩在晚上出了门。那天我不在家，我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应聘，想要碰碰运气，但可惜还是运气不好，又提前回来了。
我撞见肖恩在洗他弄脏的旗袍，餐桌上放了一叠美金，他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告诉我，那是他以前的存款。
我带着满身的疲惫走进屋子里，动了动嘴唇，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最终归于沉默。
我没有戳穿他，他也假装无事发生，可其实我们都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只是我们都不说。
肖恩晚归的日子越来越多。我尝试着放弃做股票经纪人，我去洗车、送牛奶，甚至做装修工，肖恩为我清洗沾满泥灰的工装，洗着洗着，他的眼睛里盈满了泪。
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只有上扬的尾调还带着柔软的乡音，他摇着头对我说：“不，先生，你不应该过这样的人生。”
肖恩凝视着我，语气宛如恳求：“把一切交给我好吗？你继续去找工作——我是说，不是这样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
我当然记得，我就没有一刻忘记过。
当他提出那个构想时，我承认我受到了蛊惑，而我确实也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过一个女人的供养，直到她死去。
但那一刻，我拒绝了肖恩。
同时我也受够了这样的生活，我发誓，只要给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愿意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
幸运女神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我从没有告诉过我的妻子，其实我们浪漫的邂逅出自一场精心的设计。
她是大资本家的独生女，家族是来自英国的Old money，触角遍及全球，她的父亲在黑色星期一中全身而退，而后凭借着过人的黑心肠收割了更多的财富。
我从《福布斯》杂志上看到她的专访，她是一个年轻的资本家，同时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有着一头海藻一样蓬松的金发，以及一双和我相似的灰蓝色眼睛，西服套裙包裹着她丰满的身材，让她整个人显得明艳又生动。
在看见她的照片的第一瞬间，我陡然生出了一种奇异的欲-念。
我将她的喜好烂熟于心，观察过无数次她惯常的出行路线，终于在她没有带保镖的那一天雇了一个小贼抢走她的提包。
而我则适时地出现，表演一场老掉牙的英雄救美的戏码，帮助一位被抢劫的女士追回失物，然后再被这位女士以感谢之名请去喝咖啡。
我穿着熨烫平整的旧西装，看起来应该还算英俊，我在交谈中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窘境，叹息之后，不卑不亢地感谢了她的咖啡，起身结账走出咖啡厅。
她果然在这时从身后叫住我，递给我一张散发着昂贵香水味的精致名片。
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原本只是想通过她得到一份工作，但她竟然疯狂地爱上了我，那种狂热而找不到源头的迷恋让我感到疑惑，同时照单全收。
我从她的助理做起，像坐了火箭一样攀升成为她的副手，再摇身一变成为她的男友，然后是她的未婚夫——是她主动向我求婚，而我答应了她。
她的父亲，那个老资本家将我单独请到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对话。
听完我关于股市的见解，他用一种锐利的眼神逼视着我，下了断言：“你是一头狼，你的野心足够吞下整条华尔街。”
我慢条斯理地笑着反问他：“你不喜欢狼吗？”
“是的，我喜欢。”因为他也是。他笑着向我点头：“只要你永远不向我露出獠牙。”
“当然。”
我未来的妻子、金发碧眼的英伦女郎推门走进来，她挽住我的手臂，当着父亲的面亲昵地啄吻我的嘴唇。
这桩婚事就这样敲定。
我是在婚礼前才把这个消息告诉肖恩的。
自从我找到稳定的工作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穿旗袍了，也许永远不需要再穿，我在唐人街最好的地段为他买下一间店铺，又将我们现在居住的高级公寓送给了他，连同一张签好名、没有写数字的支票。
“我要结婚了。”我微笑着向他张开双臂，期待得到一个拥抱和一句祝福。
然而肖恩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从未了解过的陌生人，良久，他紧紧攥着钥匙和支票的手松开了，那些东西被虚拢在他的指间。
我听见他问我：“先生，你爱过我吗？”
“听着，肖恩。”那时的我仿佛不理解这个问题，耐心地开口劝解他，“我以为你明白，我们都是男人，两个男人是没有未来的。你得和一个女人结婚，然后你才可以拿到绿卡，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来找我。”
最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是朋友。”
“朋友……”肖恩反复咀嚼着这个词语，他讷讷地对我说：“噢，谢谢你，先生。”
他说着，眼泪便从眼角簌簌地落下来，划过他已经长成青年人样貌的脸庞。他依然是美的，只是与以前那种美不同，他的目光里多了一种我读不懂的温柔情愫。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在他无声的哭泣中落荒而逃。
肖恩再也没有找过我。
但那已经与我无关，我是金融界炙手可热的新星，一场盛大的婚礼后，我正式跻身上流社会。
娇妻、名车、豪宅，最高层豪华的办公室……整条华尔街，没有人不知道我的传奇，我拥有了我曾经想要拥有的一切。
我不光鲜的过去全都被埋葬，那些属于肖恩与贫民窟的记忆遥远得像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幻梦，伪造出的漂亮履历和某种与生俱来的野兽本能让我在资本的世界里如鱼得水。
1993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开始复苏，紧接着是整整六年的黄金时期，我借助妻子的家族和她父亲的商业帝国，逐渐构建出属于我自己的金钱世界。
得知肖恩的死讯是在2001年的9月末。
不久之前，纽约世贸中心发生了一场恐怖袭击，很不幸的是，我的新公司恰好就在被撞毁的楼层之间。
我那时正在迈阿密度假，我与妻子已经结婚十周年，有过三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最近她又一次流产，心情低落，我便陪她出去散心。
没想到竟然因此躲过一劫。随后我紧急赶回纽约，正因为这场意外而忙得焦头烂额，忽然收到一则遗产继承的通知。
我听见了那个人的名字，蓦然停下手上的工作，安静地试图从警察和律师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肖恩这些年的生活轨迹，以及他死亡的真相。
在我结婚后不久，肖恩也结婚了，和一个年纪足够做他母亲的寡妇，他给了对方一笔钱，用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换来了绿卡。
他有了合法的身份，在唐人街开了一家中餐馆，仍然住在我赠予他的那间公寓里，一个人在那个我婚后再也没有踏足过的地方，过着简单而平淡的生活。
直到2001年的9月11日。
肖恩当时正在招呼客人，电视上报道起突发的新闻，恐怖分子的飞机撞上双子塔，这个中餐馆的老板忽然疯狂地往外跑，打车要去世贸大厦，可是这时候谁会往那边去呢？
他只好一路狂奔，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焦急，在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来不及避让的汽车撞上了肖恩脆弱的身躯。
“你怎么了？”妻子问我。
我抹了抹眼角，回答道：“一个老朋友意外去世了。”
她露出一个抱歉的神情：“我很遗憾。你要去参加葬礼么？”
“不。”我摇了摇头，“亲爱的，我还得继续工作，纽约不相信眼泪。”
“工作，你的眼里只有工作。”她的话里带着淡淡的失望，我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一心想要挽救暴跌的股票，尽可能地挽回损失。
我的公司因为这次意外损失惨重，但没有破产，我仍然有大把资本重新开始，这时候，我的妻子却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感觉你不是真的爱我。说实话，你爱过我吗？”
她灰蓝色的眼睛里氤氲起雾气，我看着她，却不自觉地想起肖恩。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她拿出律师拟定的离婚协议书，还有一摞冗长的财产分割条例，我一眼都没有看，直接在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处理好离婚的事情之后，我独自来到肖恩的公寓，时隔十年，这里街景的变化让我几乎难以辨认。
但公寓里还保留着老式的装修，连家具都没有更换过，和我离开时别无二致。由于没有人打理，柜子上已经落了灰，但里面收拾得很整齐。
打开柜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套被挂起来的灰色西服，配着白色衬衫，很陈旧，但保存得很好。
我以为自己忘记了那个男孩，可其实那些记忆就像陈年的咖啡渍，永远洗不干净，哪怕过去了这么多年，也依然顽强地横亘在胸口。
而在那套西服里，还包裹着一条已经褪成暗红色的、像凋零的玫瑰花瓣一样的旗袍。
我忽然毫无征兆地泪流满面。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迷上了赌博。
不是拉斯维加斯的那种赌博，是高杠杆的金融游戏，金钱已经变成了一个数字，不停地攀升，跌落，起伏跳跃，周而复始。
这里是纽约，资本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步伐，它像一头吞噬人心的巨兽、一架冰冷庞大的机器，让人脱胎换骨，抑或粉身碎骨。
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自美国爆发，我终于在这场豪赌中输光了所有的筹码，还欠下了上千亿的巨债，似乎已经没有机会翻身，但我居然感到一种诡异的平静。
前妻关切地来电询问我的近况，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不礼貌地挂断了电话。
凛冽的风呼啸地刮着，我站在大厦顶层的天台边缘。
我喝了很多酒，最廉价、劣质的那种啤酒，似醉非醉的恍惚间，整个纽约都被我踩在脚下，而我没有任何快感。
摩天大楼间迷乱的霓虹灯在闪烁，璀璨得像天上的星星，所以纽约的上空没有星星。
我模糊地看见了那个消瘦的身影，穿着一袭艳红色的旗袍，在风中盛开如玫瑰，带着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芬芳，扑向我的怀抱。
我微笑着张开双臂，向前一步。
我拥抱了我的玫瑰。
在失重的下坠中，我终于将那句从未说出口的话呢喃出声。
“我爱你，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