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段落
这事儿要从亡人的灵魂说起。
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同一晚梦见了太爷爷。是真的，是真的。他们对我说，表情诡异而神秘，脸上浮起红笑——一种鲜红的、水淋淋的笑。
四个人都梦见太爷爷他正坐在太阳里，到处都停滞着一层冷冰冰的红。红呆呆的，一动不动。他坐的一张太师椅，椅背搭脑两端向外延伸，弧形的线条如同翅膀，姐姐和她的新郎捧着木叶纹的黑釉茶盏一动不动地跪在面前，水蒸气升腾如丝，忽细忽粗，纠缠一对新人。
他们都看到太爷爷深深的酒窝旋出幽灵般的鲜红色，连他的两只眼睛里也有种红兮兮、野蛮的和填满喜悦的东西。太爷爷显然比活着的时候高兴得多了。四个人表诉的区别仅在于姐姐的红盖头，爷爷说，镶边上是银丝线绣制的花；奶奶说，明明绣的是凤凰；妈妈说，是金丝线；爸爸承认他没注意这个小细节，他太高兴，只顾着笑了。是不是梦见姐姐，姐姐头上盖着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姐姐要嫁出去了，不仅是在他们梦中，也在今天。
我说，“我不想要姐姐嫁出去。”
爷爷说，“女人都要嫁人的。”
我沉默着，一只黑色的长尾巴鸟从窗外飞过，我追着它看，但很快就不见它的踪迹。
奶奶按老规矩为姐姐准备结婚用品——以七彩锦缎提花工艺面料为被面的床上用品四件套，金银龙凤彩装的大蜡烛，红盘扣绣花鞋，地板铺上红毯，窗帘换成红布，红香缠上红线插在金色的小鼎里，燃在姐姐卧室的书架上。奶奶书架上抽出一本影集，翻起来，指给我们看。一张，姐姐穿月白竹布质料的新式校服，马尾巴梳得高高的，奶奶说这是姐姐小学的毕业照。一张，是几排人的合影，奶奶把照片拿远了，眯眼指第三排中间的那个人，“看吧，我们家大孙女好正。”奶奶欢欣地说。我走近，一张张看过去。
这本影集旁边，是一本大红色的小影集，装的都是我们一家六口人的合影。我摸了一下，到底没有打开。手指微涩，沾上黑乎乎的灰尘。
小时候经常听到奶奶跟她一起扭秧歌的小伙伴讲，“我大孙女啊，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还不是会错过最佳结婚年龄。”妈妈和人煲电话粥，只要拉高音调，就会蹦出几句关于我姐姐的话来——“我家老大哎，错过了生育年龄可怎么办？”爷爷早些年为姐姐介绍了许多青年才俊，姐姐都说不合眼缘。针对这一情况，爷爷在历年实践中，不断完善相亲策略，提出了“是个男人就行”的指导思想，大大拓宽了姐姐和男人见面交流的频率。至于爸爸，除了姐姐婚嫁问题之外，关于姐姐的任何事情，他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爸爸只会问她，这次相亲如何？能结婚吗？一串串问号仿佛要钩住姐姐的人生似的。
每次家庭聚会，但凡谈论起姐姐，大家都抱怨个没完，最终这些抱怨都会变成一声声叹息，以及后悔。爷爷固执地认为，当年就不该让姐姐读书考大学，就是读大学，读坏了。据爷爷说，上大学前，姐姐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乖乖女，上大学之后就变了。
姐姐高考那一年虽然没当成状元，但是作为榜眼的她手握政/策性加分，可以随便翻一流大学任意专业的牌。家里人谁都没想到她去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向来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爷爷，怒气把面庞都涨成红海了。我们家实在没有文学氛围，要是和奶奶说高尔基和高乐高一样是可可粉，她未必会有异议。爸爸觉得读鲁迅还不如吃卤味更具现实意义，他曾经嘲笑过鲁迅的散文诗水平，说就这玩意儿谁不会写，他举例示范——“在我的饭桌上，可以看见碗里有两块肉，一块是卤肉，还有一块也是卤肉。”总而言之，我家文学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
我喜欢跟姐姐待在一起，她自由且天真，相处起来不摆长辈范。寒暑假她会从三百多公里外的东大回来，一回来就带我出去玩。在玩这方面，我跟姐姐是没有代沟的，她甚至比我还爱玩。去游乐场坐云霄飞车，我不敢坐，站在地上看姐姐玩，飞车咻一声飞过来，姐姐坐在上头探头朝我挥挥手接着飞走了。云霄飞车上人人都是自由自在的，玩得次数多了，年幼时的我怀疑过姐姐是不是会飞。我们到游戏厅，姐姐和我抢大木锤打地鼠，地鼠的头被敲到会发出叮叮，叮叮的声响，打中了我们俩一边搂在一堆笑，一边叫着厉害厉害、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快乐如此简单，无意义的稚拙似乎也美好。
游戏机变戏法儿似的重复冒出地鼠黄褐色的脑袋，打不中还可以再来，无限地再来，失而复得这么容易，我小小心灵中，只觉得造物主真慈悲。
我们会玩很久，玩到“千金”散去才罢手。回家要到夜半，雇人力三轮车代步。童年的我喜欢把结束看作开始，回家等于下一次游乐的起点，因而那段归家之路在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快乐印记。
星光数不尽的一点一点，冷风和花香一同落在我们的肩上，姐姐会和我讲她校园里的趣事，讲文史课的老师邀请了一帮学生中秋夜聚在露天草坪上听他念《月赋》；讲宿舍养了一枝芍药，逢花期降至，她们就逃课待在宿舍，只恐一出门，便错过花开；讲校风好酒，节假日常有师长手持金庸武侠小说一本与野猫一起醉卧湖边。
有时也会提起她和她女朋友的事，讲她们是怎么因为北京烤鸭而变熟悉了。每当说到女友，姐姐就看着我，好像在等着看我听了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呢，没有任何反应。那个时候，我心里盘算着下次要怎样才能多打一头地鼠。姐姐的女朋友得是地鼠，才可以引起我的关注。
快到家时，天已经微微亮，我们顺便去早餐店，一人一碗锅边，一人两块炸三角，炸三角刚出锅，一咬流油又流香，完了还要添一碗双皮奶，直吃得弯不下腰，最后再捎上一包糖炒栗子抱着，姐姐才拉着我的手沿小道慢慢溜达回去。
栗子的脸流出黄灿灿的甜香，脚下的地都是香气铺的，姐姐一颗颗细细剥，弯下腰一颗颗喂我吃，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像姐妹倒像母女。
到家门口，姐姐蹲下身捏捏我胖嘟嘟的小脸说：“小家伙，去游戏厅很好玩吧，人啊，活着没办法高兴一辈子，只能高兴一阵子，不像玩游戏，可以一直快乐，你说是不是？”
我想是的吧，有我在，有游戏厅在，姐姐就是快乐的。后来她被迫待在家中时，我每次回家都会推她出门去游戏厅。那是小学毕业之后，我去私立校读初中，寄宿制，一个月回家两趟。她总庄重地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镜子照了又照，才点头同意让我带她出去。我手头没零花钱，没钱买游戏币，我们有时候只是在游戏厅里逛一圈，或者两圈、三圈，数一数地鼠，一只、两只、三只，即便如此，她的表情都是喜悦的。能暂时逃离我们的家，感受窒息者偶尔浮出水面的瞬间，都能让她快乐——我能给予她这点辛酸的快乐，是在她去世之后，逐渐长大的我不停回头张望过去的时光，一点儿一点儿领悟出来的。
姐姐毕业后，留在东大当地工作，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这些钱在九〇年代已经让邻居亲戚眼红了，他们都说这是托太爷爷从前救人积下的阴德。那个故事我听爷爷说过好几遍：那年间世道乱，土匪强盗、闹革/命的男女学生一同五花大绑坐在卡车上游街，天天枪/毙好些个，你太爷爷顶着风头在家藏了一个东大的学生，你太爷爷说啊，他是顶顶了不起的新青年。爷爷说记得太奶奶跟他讲过，太爷爷和那学生很聊得来，一壶酒一盘花生米，就能从天黑聊到天亮。如今记忆里的爷爷还在说，而他说的故事太遥远了，远到我都快记不住了。
姐姐一留就是三年，三年没有回家，只是十天半月往家里大包小包寄物品。姐姐居然能赚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街坊邻居吃惊得很。他们想破了脑壳，也想不明白读书人怎么能赚钱。不过，姐姐总是能让人吃惊，大家有些习惯了。就像姐姐看起来这么厉害，这么风光，但是快二十五岁还没结婚，在小城，大家都坚信——她有大毛病。
有一回春节，姐姐给家人各买了一件大衣，每件四百元。爸爸和妈妈倒没说什么，奶奶喜滋滋的，直接往身上套，爷爷则勃然大怒，把衣服扔到了地上，“不稀罕！她的东西我一件都不要，女人做什么的赚这么多钱。”
爷爷说，“让她回来！”
姐姐已经大大超越了家里人对她的想象——不，家里人很早就不再对姐姐想象，比如爷爷，当姐姐不再遵循常规女人应有的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路线，且似乎比男人都要成功能干时，姐姐在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是一个怪物。
没费多大劲，家里人就把姐姐“劝”回来了。理由是爷爷、奶奶年岁已高，希望一家人能多相处一段时间。他们知道她的软肋，知道她怕什么——姐姐极度在乎家人。在乎到极致，就是怕。
姐姐带回家来一个和箱子一样的东西，称它为奔腾100。姐姐说奔腾100会飞，敲下一个字，可以一瞬间飞到大洋彼岸。姐姐摆弄奔腾100的整个过程很繁琐：要先点亮它的大脸，再抓起一个叫做鼠标的小物件点几下它的脸就全白了，她一有空就坐下来敲击奔腾100脸下面的小方格，十个指头起起落落、落落起起，不一会儿奔腾100的白脸蛋就被方块字填黑了。
哒哒、啪、哒哒哒哒、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早上醒来，和鸟鸣一起涌入耳朵的，就是这富有力量的声声击打。去姐姐的房间，就会看见她像萤火虫一样扑在发光的奔腾100前，正前方墙上，挂有一张她跟女同学手挽手的毕业照，照片里的两个人染红发，穿着件梅染丝绸缎面长衫，身段十分潇洒，照片旁挂一副字，是明代谏臣杨继盛所作的对子——“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姐姐、奔腾100、那副字，他们三就是一个乌托邦。
一到晚上，星星盛开的时节，我放学，姐姐就休息了，奔腾100就不亮了，她坐在房间里看书，有时候也看看我。记得她爱给我读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读阿城的《棋王》，读汪曾祺《求雨》，读老舍《断魂枪》，读马寅初：“我虽近八十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读北岛：“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在那段安宁的日子里，我日复一日趴在窗台，书声琅琅，星河耿耿，星星望着我，我望着姐姐，星光在她眼里闪烁。
后来，读书声和奔腾100的光芒把我们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满了。再后来，姐姐被打断了双腿，奔腾100才彻底暗下来，读书声也绝迹了。
她去世那一年，奔腾100再也亮不起来了，阿城新书发行。
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姐姐断腿的季节。多少年来，它像节外生枝的第五季在记忆里闪烁不定。那是一个遥远的除夕，旧岁即将永远留在过去，空气尖溜溜的，天空飘着深深浅浅的灰云。
大概是午后四点钟光景，我进了家门，家里挤着很多不认识的人，和听不清楚在说什么的嗡嗡高声。妈妈冷亮尖锐的哭声被人群团团围住，声声似困在深渊里，流露出死一般的疲惫和茫茫的无望。奶奶把身子掷到了地上，她在叫，像是要把满天神佛都弄醒。她一次一次提高了发哑的喉咙，叫着：“造孽啊！真是造孽啊！”
我意识到家里也许出了什么事，垫起脚尖四处寻找姐姐。邻居张大伯和他女儿朝我走来。“怎么了？”我问。“没什么。”张大伯急急地回答。因为过于迅急，反而显得欲盖弥彰。他分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口气迟疑起来，“你姐姐……出了一点点儿事。”
“什么事？我姐姐怎么了？”我的心开始发绵，变得软塌塌，像隔夜的饼干。“你要镇静。”张大伯的女儿说。“你要镇静。”她又说了一次。“我姐姐到底怎么了？”我又问。
片刻静默。
“你们家大姑娘让人给打了啦——”张大伯女儿的身子完全贴住我，眼睛在镜片后忽闪着鬼鬼祟祟的光，悄悄地说起来：“就是今天上午，到邮政所拿件，被一个男人按到地上打，声响很大，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没人敢上去拦，也没人敢管。”她的嘴唇红红的，在越来越惨淡的世界里不停开合，显得触目，像某种血印子，赤裸的，腥腻得使人倒抽凉气。
“应该是感情纠纷，明白不——？不然人家能这样啊？啊？”她说。
“动机。动机明白吗？”她几次意味深长地重复了这句话。我把脸转开，不愿再看她大蚯蚓般蠕动的红唇，我突然感到，再也没有比红更荒凉的颜色了。
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向我走过来，她有着一头红发，我仿佛觉得我们见过面，却没法回忆起在什么地方。红发女人沉重地、缄默地迈步，人群把照到她身上的日光滤得十分昏暗单薄。她走着，似乎只是别人的影子。我们互相打量对方陌生的眼睛。红发女人说她知道我，问我要不要跟她去医院找姐姐。她声音不大、微哑，如刀刃上一痕苦涩、微温的血迹。
要。我说要。我只想赶快冲到医院，看到姐姐。我知道这个时候谁的话都可以信，谁的话都可以不信，我需要自己的眼睛看见事实。我当时是那样的镇定，那样的安静，好像被扣在一个冰窟窿里。纷纷攘攘的人群隔着冰层，急匆匆、乱哄哄，一会儿扭曲得拧成团，一会儿干瘪得碎成块。
不仅当时的我不懂，时至今日，还是不懂，是什么样的怨，要什么样的恨，可以驱使一个人要生生打折另一个人的腿，无人和我谈起、我无从着手；即便之后如愿考入东大，可以去找到老学长、老先生们打探，也只能从沉默的他们拿出的一刊，姐姐和她几个同学创办的小报去猜测。我手上那张黄纸角——“关于将嫖/宿幼女按强/奸罪论处的提案”几个铅字潮乎乎的，就像十年前，握过的，病床上的姐姐那双潮湿的手。
那天赶到医院，病房里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和消毒水的味道，我们静静地守着她，像等待一朵花绽放。几个小时后，姐姐的神志逐渐清醒，我看见她的眼睛慢慢睁开了。红发女人俯到姐姐的眼前，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眼神如石，厚重、坚定。
“我在。”红发女人说。
姐姐点点头。眼睛像花一样瓌丽地绽放了一下，只一下，花心尽是露珠。
相继又来了四五个姐姐的大学同学，我发现如石的眼神可能是弥漫在东大的传染病，感染率还相当高，众人热泪虽已盈眶，但刚毅始终覆盖悲伤。很迷幻的一幅场景，在病房里，众人无不大醉，摔瓶砸碗，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吓得护士几乎要去报警。他们告诉姐姐会替她继续递谏书，他们临走时齐声高喊：“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他们在我眼前决绝地下注一盘以生命、以前途为筹码的赌局。那一刻我怔在原地，彷佛置身一场大梦——或许士大夫真有活体种群存世。
我茫然地注视着他们被泪光染红的肃穆的眼，注视着他们离去，我一下子忆起多年以来姐姐仰视奔腾100正前方墙上那副对联的目光，那曾是我无法理解的目光。
受难的不止是姐姐，还有书。爷爷要把姐姐的书都烧了，他说书不是好东西，是它们害姐姐成为残废。烧书那天没有风，火张开没牙的嘴尽情放出红红的大笑，热气直直地上升，一直通到遥遥的天际。
姐姐坐在轮椅上很平静，望着天半响没有说话。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天边烧出一朵孤零零、红彤彤的残云。姐姐的心早被爷爷砍个对半，她身上不止一处断痕，血淋淋、冰冷冷摊开来向着世界。
奶奶每日望着姐姐，话都讲不出来了，光是长长地抽泣。奶奶的抽泣不分清晨黄昏，不分入睡醒来，比夏日暴雨还密。姐姐在奶奶的哭声中一年年地老了下去。不，不是一年年，是一滴一滴地老下去，泪水一滴一滴渗透在姐姐波浪形的身体上，逐渐将她吞没。在我当时看来，一，是一个漫长至极、永无尽头的数字；滴，不啻落石，夸娥氏亦不能担。我形容出这个虚幻的“一滴”，同时觉得，这已是一种极限苦难的表达。
到了最后，遗像里的姐姐怎么看都不像姐姐，而像我的母亲。我熟悉这张消瘦面孔每一笔线条的曲直。姐姐深深地影响了我，重塑我的气血、我的理念。她的精神连同我的经络一块儿在躯体里勾连，比一母同胞之间的血脉情分更丰富、更浓稠。
姐姐不止是一个活了三十几年的人而是一所几千年的圣庙，肉身灭而士魂不散。
死神盯住姐姐的那一天，我看见了他黑色的巨大翅膀。
那天清晨，比往常大了三倍的太阳红得不寻常，染着凄艳红光的黑鸟绕它飞动。早饭后有人在打门，一个女人提喉咙大呼小叫，听上去像张大伯家的女儿，她在外头嚷起来：“你们家的大姑娘呢？我来介绍她个好媒！要不是你们家的事，这大热天的，我还真不干！哎哟！今儿太阳大得快掉下来，风都晒干掉！”
奶奶连忙去开门，门一开，张大伯家的女儿头一伸，凑近些，把声音低了一低说，“嘿，我说老太太，你知道不知道城南金家，就开裁缝铺那家，他们祖上金剪刀做得一手好针线，是宫里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那些个皇帝啊、皇后啊的衣服都是出自他之手。”
张大伯家的女儿说，“他们家老二腿脚不好，二房没有人！和你们家姑娘是不是挺配的啊？是不是啊？我这人直啊，说话不好听，他们家这条件，也就是老二身上有点小毛病，眼光又高，要家世清白的，相貌好的，最好要能读会算的来当家，要不然轮不上你家姑娘！”
通过敞开的门扉，我看见巨大的红日在张大伯家女儿身后，又圆又亮，跟鬼一样沉默，缓缓张开血红色的大嘴，迸射无声的狂笑。
姐姐招呼我把她往里屋推，被爷爷一把拉住，爷爷说，“到外头去，晒晒太阳，见见人，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你怎么还不愿去！”说着爷爷向爸爸使了个眼色，爸爸连推带搡地把我从姐姐身边赶走，然后护着姐姐出了门，奔南而去。
那天，爸爸带着姐姐很晚才回来。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雨夜，晚歇的鸦鹊冲着圆月噪叫。爸爸没有打伞，于是邻里街坊全看到了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看见细密的雨丝一浪一浪扑向他们。
他们走进家门时，雨丝颤抖不止，湿漉漉的雨水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姐姐。我的身体不时地发寒，仿佛每一滴雨都淋中了我。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种不祥的噩运在周边紧紧守伺，死神像一只发现目标的黑色猎鹰，已然悄悄留下冷彻骨髓的目光。
隔天清晨姐姐眼里还有稠密的雨丝。她让我去把墙上挂着的，她跟女同学手挽手的毕业照取下来。我捏着相框，拂去灰尘，照片泛出诡异的红光，上面两个人儿依稀不在框里头，直直往外戳，戳到眼里像把双刀。当我拿着毕业照向姐姐靠近，姐姐刹那间惊恐起来，她的脸显出一种夸张的潮红来，朝我挥了挥手，沙哑着嗓子说，“别。”停顿了片刻，又用更沙哑的声音说，“放回去吧。”
这是姐姐因为淋雨引发的大叶性肺炎逝去前十四天的事。后来家里人知道了这事，责怪我不懂事，说她那是言不由衷，就是想看照片里的人，怎么没让她看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所有人都比我更懂姐姐的心之所向。
备丧时爷爷伤心得走路直打晃儿，得两个人架着才能走路，就算如此，他依然坚持去书店买了一车子书，又到北京烤鸭店，跟店长付了定金，让派上个好厨子到我们家来做烤鸭。
这两样东西皆是姐姐喜欢的。
那张毕业照，在姐姐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她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看到了，但他们都默许了。
我不懂我的家人了。
遗体告别式上姐姐要被推进焚化炉时，奶奶抱着僵了的尸身哇哇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只得硬拉开，奶奶撕心裂肺地往前扑喊：“大孙女，你躲火！大孙女，你躲火啊！”那声音之凄，直直从喉头呕出来。
火化室门上开着个方洞，里头露出红光来，那滚滚沸腾的红，鼓荡着一具又一具尸体的血腥气息。诡谲的摇红，晃动不息，荡得大家脸上红红的, 看着有一种恍惚之感，我觉得我们在火光中，和姐姐一样，是一件脆弱的、正在消逝的东西。
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带我玩，给我剥栗子的那个姐姐了，一会儿我再见到的只会是可怕可悲的死亡。
死亡是永恒的。
姐姐去世后我梦见过她神奇地在我的悲伤里活过来，变成了年轻的模样，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她看见我，低低地唤，“妹妹，我们去游乐场。”她还和以前一样爱玩云霄飞车，她坐在上面，恰似一阵风般纵逸潇洒，朝我飞过来。我站在地上，站在终点处，能看见她挺拔的身姿在轨道上飞着，在星星的缝隙间跃动、闪烁。
天长地久，我一直在终点这边等姐姐，可是那条轨道好长，天好黑，她向我飞驰，却永远飞不到跟前；然后我梦见游乐场刹那间灯火通明，红漫天漫地亮得宛若失了火，姐姐隐没其中。
姐姐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她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对谁都好，就是院里头偶尔落下一只受伤的小鸟，也能让她惦记半天。
我的姐姐是个好人，她为什么不能幸福快乐、长命百岁？
她曾如巨人一样坐在轮椅上，用一种皮包骨，尚可被称呼为“手”的东西握住我，那东西热到出奇。她说瞧好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不了多久，世界将会被我们这一代改变——每个女人都像人一样活着。
阴/道、月经将不是羞于启齿的词汇，女人的卵子和子宫将由自己做主；父权社会将会灭亡，女人有专属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法规完善、严惩严罚，女人不再被教育要保护好自己，独居、走夜路都将不成问题；没有歧视、没有压迫，没有人会向他人隐瞒爱人，任何爱都将得到肯定和尊重。
就在那里。她说。她举起枯瘦的手，并不确定地朝东大方向的某个点指了一下，像是在宇宙里标出一个地方，她说那里有火种。
我的姐姐就是一个对秩序施加力量的改造者，为什么现实只能相反？
我想她对死是不甘心的。最后的一段日子，一动不动地缩在她的大衣里，一直抬头看看天，眼神跟着一朵朵白云飘向远处，不知道延伸到什么地方去，那些壮志，那些往事，都已经散去，比远方还远。她陷入昏迷之际，抬手朝虚空点了一下，我坐在她身边，听见她用极其微弱而神秘的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现在可以飞了。”
今天。鞭炮飞起来了，噼里啪啦。迎亲的红花车徐徐而来。天气很好，太阳高悬，它强大、鲜红、血淋淋，在我头顶上，恶狠狠地露出血浆一样发黏的红笑。何至于此。何至于此？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了——我家现在只剩五口人，我的姐姐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四年前已经故去。
按照我们地方的风俗，姐姐的骨灰罐被重新挖出来和男方合葬之前，冥婚者有兄弟姐妹的，要兄弟姐妹其中一人捧着遗像在堂屋里一张铺红布的椅子上坐一坐，再拜一拜高堂，亡人才能算出嫁。我坐在红布椅上，抱着姐姐的遗像，满房红焰焰，仿佛太阳在家中。
烛火、供品、笑声和礼花均红得肆意，不同笔触的红在厅堂里无章法的共存，好像婚宴该是某种荒谬、绝望的欢宴法则。男方家亲戚苍蝇般围过来，盯着照片里的姐姐，看得聚精会神，他们絮絮地讨论：“瞧瞧这眼、这额头，看着就乖顺，这下巴，圆圆的，多子多孙相呐。”我想无论哪个女人听到这样的点评总该有些胆寒发竖，因为他们的标准，套在家禽身上也完全说得通。
到了拜堂的时候，亲戚们找来妈妈和爸爸，让他们坐在两张太师椅上，妈妈红胭脂搽得浓浓的，红彤彤的衣裳，让她整个人完全消失在红艳艳的背景里。鬼媒人穿一件黑布大棉袍，白油油的凹脸上瞪着双麻黄的眼，好似一个现世里的无常，她张开手臂重复朝下挥，对我说，“跪下，拜高堂。”
我轻轻说，“不要，不嫁。”
所有人楞起眼睛，歪头眱着我，像嘲讽一个误闯盛宴的丑角。我再也说不清楚，屋子里如此喜庆，如此亮堂，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凄然与可怖。
奶奶急急忙忙跑来，把我一把拉近怀里。在她那双靠得很近的苍老眼睛里，我看到的也是那种恐怖的、呆滞的东西。奶奶皱着眉头怪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她说着，用手压了压，让我快点跪下。
鬼媒人她摇头晃脑，背手朝这边望，嘴里重复念叨着：“这女人呐，死后还嫁不出去就遭咯，怨魂不散的，家族要招灾咯。”
“跪下，拜高堂。”爷爷神情冷下来，寒寒地说。
我望着他，望着他身后的那群人。有谁装腔作势咳了一下，有谁古怪地在嘟哝，有谁开始发出了大笑，有谁愤怒地跳起来并绕着聘礼桌大声叫骂起来了。他们的面目此时在我眼里千篇一律，都是阴森的，狂热的。他们是“主流价值”的正面，永远一意孤行，永远滥用权力。姐姐活着被他们压在背面，还不够，姐姐死了还要把她从坟墓里拖出来“物尽其用”，才放心，才能让他们阖家欢乐。我低头看了看姐姐的遗像。我总是感到，年轻是很美好的事情，代表着无限可能，照片里的姐姐那么年轻，却那么老，虽然我还没老，可我已经开始害怕老了。
奶奶眼眶红了又红，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喃哺地说，“乖，要听话、要听话，不要像你的姐姐。”她的声音砸下来，如顽石，亘古不变，砸响了一阵哄堂大笑和令人难受的嘘声。
我抱紧遗像，大声说不。
奶奶她用血淋淋地包含着生怕所有这一切像梦幻般马上会消失的恐惧眼神看向我。
不。我说不。我像在念一句咒语，一句绝境中的魔法咒语，彷佛那些逝去的年月会随着咒语声被悉数追回，好像就这样说着，那些在黑暗中无名无姓、如泥牛入海的秩序改造者；那些受尽囚锢之苦、被剥夺尊严的时代牺牲者从今后就能自由自在、乐得逍遥。
鬼媒人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从袖口抽出一把红扇，闲闲摇起来，慢悠悠说：“算了，就这样也行，礼成——放炮！”
鞭炮声震耳欲聋。那静静燃烧的红烛被震得忽明忽灭像是哽咽了几下。关于姐姐的闹剧落幕了，甚荒唐。我站在落幕后乱纷纷的舞台上，回头去看记忆中的那些岁月，星星夜夜出现、游戏厅日日开放、云霄飞车一轮一轮带着人飞，这些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的事物依然如故；而花香和星光一同落在我们身上的那段时光不会再来了，我多想回到从前，再去经历一次那样的情景。只是抱着姐姐的遗像站在红烛煌煌地照着的新房，仅仅是希望回到过去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让人体会理想与现实的泾渭分明。
喜烛还在燃烧，火很大，红红的，阴郁地往下淌着鲜红的泪。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一起围住我。太好了，太好了，你姐姐终于嫁出去了。他们盯着我，表情诡异而神秘，眼窝里凝固着鲜红色的喜悦。
我对他们说，“我姐姐现在是鬼，拥有飞行的超能力，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她去拉萨转经纶，为爱情念诵；去西安看兵马俑，和秦始皇合照；去大西洋抓鲨鱼，和海豚互相追逐；奔袭到太空看月亮，嫦娥请她吃月饼。千山万水、风霜坎坷，都不在话下，她最后找到自己的圣地，得到幸福。”
他们四人只是一脸茫然，瞪着红兮兮的，木楞楞犹如鱼类的眼睛，听我说完这个——过分快乐，过分圆满，关于姐姐的故事。
